【走进加拿大】希拉里或特朗普当选 差别真的那么大吗？

这一年的世界年度大戏，非美国总统大选莫属。从最初的党内厮杀，到现在的两军对垒，这次大选始终伴随着雷人的言论、离奇的情节，简直就是一部现实版的《纸牌屋》。不，有的情节比《纸牌屋》还离奇！到了现在，离最后投票只有几天的时间，候选人希拉里竟然还因为助手丈夫的“艳照门”，而遭FBI重新调查。

希拉里与特朗普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听说希拉里重新被调查，很多人拍手称快、幸灾乐祸，觉得这下子希拉里没戏了，特朗普可能要翻盘。在他们看来，为草根代言的特朗普击败为精英代言的希拉里，是一件多么大快人心的事。当然，也有人持相反的看法，认为特朗普说话不着调、行事不思考，选举这样的人当美国总统，简直就是侮辱美国人民的智商。

希拉里和特朗普，确实分别代表了精英与草根；希拉里也确实比特朗普说话得体、举止稳重。但是，这是不是意味着希拉里或特朗普当选，差别就真的有那么大？特朗普与希拉里分别领导的美国，是不是会完全不一样呢？

答案是，特朗普当选后的美国与希拉里当选后的美国，当然会有差别，但是这个差别也就半斤对八两，绝对大不到一个天上一个地下，一个领着美国继续开放，另一个领着美国走向孤立。实际上，美国总统职位的盘子就那么大，无论谁就任新总统，都必须在这个盘子里行事，也必须把盘子里的事干好。换句话说，美国总统是在早已设定好的轨道上前进的，即使有个性，也得在这个轨道之内施展发挥。

美国总统的权力轨道，是由美国宪法奠定的。200多年前，美国制宪代表讨论宪法时达成了一个共识，即国家必须有一个英明领袖，以便战时带兵打仗、平时执行法令，但是又不能让他有机会惟我独尊、集权专断，蜕变为玩弄民众的霸主。讨论了几个月，他们最终设计出一套具有混合色彩的政治体制。这套混合了君主制、贵族制和民主制的政治体制，就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，但又不甚了了的共和政体（Republic）。

1787年美国制宪会议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共和政治的特点，是立法、行政和司法三大分支机构各领一摊，同时又相互制衡、相互牵制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。其中，总统拥有的是行政权。按照宪法规定，当时所谓的行政权，对外主要是战争、缔约，对内主要是执行立法和司法机构的法令、判决。听起来，权力似乎很大，但是20世纪以前的美国，玩的是“孤立主义”，对外发动战争的机会屈指可数，总统不经国会而直接对外作战的特权，基本没有可以施展的舞台。至于内政方面，根据宪法规定，联邦主要负责州际贸易，无权干预各州内部事务，总统能插手的地方，相对更少。

20世纪以前，美国总统最有意义、最实惠的特权，恐怕就是提名最高法院大法官了。每当最高法院出现空缺时，总统团队可以按照自己的标准，从全国范围内提名新的大法官，包括首席大法官。当然，总统提名的大法官，必须征得参议院同意，才能够就任。由于享有终身任职特权，大法官上任后不必看总统的脸色行事。个别大法官进入最高法院后，还会与提名他的总统唱反调。但是，一般来说，被提名的法官与总统理念基本一致，大都会支持总统的施政纲领。

美国最高法院外景
图片来源于网络

进入20世纪后，美国总统更擅于运用提名大法官的特权，帮助自己贯彻施政理念。富兰克林·罗斯福总统是最幸运的一位，他通过任命8位大法官，扫清了社会改革道路上的司法障碍，成就了伟大的复兴事业。但是，总统提名大法官的机会是可遇不可求的。只有当大法官去世或主动辞职时，总统才能获得提名机会。希拉里或特朗普上台后，有没有这样的运气呢？咱们来看看现任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年龄状况。

首席大法官约翰·罗伯茨1955年生人，安东尼·肯尼迪1936年生人，克拉伦斯·托马斯1948年生人，露丝·金斯伯格1933年生人，斯蒂芬·布雷耶1938年生人，塞缪尔·阿利托1950年生人，索尼娅·索托马约尔1954年生人，艾琳娜·凯根1960年生人。安东宁·斯卡利亚大法官去世后的空缺，由于参议院共和党人阻挠，还没有补上，因而只有以上8人。在以上8位大法官中，50岁以上的1位，60岁以上的4位，70岁以上的1人，80岁以上的2人。如果新总统只能担任一届，恐怕只有1次提名大法官的机会；如果能够连任，按照以往的经验，可能会增加2次，但是也可能仍然不变。

如果希拉里上台，至少会提名一位自由派大法官；如果特朗普上台，至少会提名一位保守派大法官。这是两者分别上台后，确定会出现的一个差别。

美国最高法院内景
图片来源：美国最高法院网站

虽然提名大法官能够影响司法，进而影响联邦政策执行，但是它毕竟都是间接、迟缓、有偶然性的。美国总统很清楚，打铁还需自身硬。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，他们一直致力于拓展宪法所授予的“行政权”，打造属于总统自身的权力轨道。

经过半个多世纪的拉锯战，总统从国会那里争得了联邦行政管理权、联邦行政预算权、行政人事任免权等，并且在国会立法过程中，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，离开总统提供的国情、预算和经济咨文，国会实际上已经很难完成立法。除此之外，国会立法受到两党政治牵制，颁布的法令通常模糊其词，总统为了保证法令执行，必须发布具体指示、签署行政命令。这种方式可以绕过国会，直接贯彻自己的施政纲领，逐渐成为总统最为青睐的施政手段之一，也是总统最大的特权。

回过头来看，美国宪法对于总统的职权，其实只有短短的两句话，一句是第二条第一款“行政权属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”，另一句是第二条第三款“他应负责使法律得到切实执行”。但是，两百多年来，美国总统却充分借助这两句话以及国家需要，将行政权拓展到了极致。原来以国会为中心的三权分立，逐渐变成了以总统为中心的三权分立。有人甚至说，现代美国总统乃是一种“帝王式的总统”。

可是，需要注意的是，美国总统权力再大，也不能与传统帝王相提并论。帝王的权力是没有边界的，是可以无限扩张的，美国总统的权力则是受轨道限制的，比如，他们不能干预司法，不能干预各州内部事务，不能无限期发动战争；所签署的命令必须接受司法审查，多数人事任命都必须征得国会同意，所有经费开支都必须得到国会批准；如果犯了大错，还会遭到国会弹劾。总之，美国总统权力的“大”，是就轨道之内而言的，越出了轨道，就会受到司法、立法乃至社会舆论的强力纠正。

美国联邦三权分立示意图
图片来源于网络

受全方位监督的美国总统，大都具有自知之明，不敢妄自尊大。签署行政命令，当然最简单、最直接、最威风，可是大多数美国总统都清楚，这个权力不能滥用。用多了，会有反作用。在一些集会上，都曾有人向奥巴马总统建议，既然国会立法拖拖拉拉，不如总统签署一项行政命令，直接解决问题。观众听后热烈鼓掌，可奥巴马总统却回答，我不能这样做，我们有一部宪法，有一整套分权体制，政治没有捷径，民主没有捷径。这说明总统知道自己的轻重，知道自己在国家体制中的位置。

事实上，即使有的总统妄自尊大，执意绕开国会签署行政命令，也不能保证下级机构绝对执行。下级机构出于各种考虑，对总统命令阳奉阴违，是常有的事情。据说，1961年肯尼迪总统曾下令撤走部署在土耳其的导弹，但是到了1962年才偶然得知，导弹根本没撤走。这么大的事，下级都敢不执行，其他的日常小事可想而知。在美国，总统要想确保自己的命令得到遵行，不能靠强制，而是更多靠说服和妥协。政治学家伊斯塔特（Richard Neustadt）就说过，美国“总统的权力是说服的力量，而非命令的力量”。

了解了这些，可以更清楚地预见希拉里或特朗普上台的区别。首先，联邦政府无权干预各州内部事务，无论谁就任总统，各州内部事务都会保持不变，继续按照自己的轨道行进。其次，联邦实行立法、行政和司法三权分立，更换总统只能改变行政的“大脑”，不会影响国会大局（国会两院选举单独进行），至多会影响最高法院内两派大法官的力量对比。再次，总统作为三军总司令，有权不经国会批准对外作战，有权直接与外国政府进行经贸谈判，因而其个性在外交中发挥作用的余地较大。

说来说去，希拉里或特朗普上台，除了会提名不同的大法官，最大差别也就是体现在具体政策层面。现在看来，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就业政策、贸易政策、货币政策，没有根本差异，两者最大的区别，主要体现在外交上。希拉里希望继续维持现状，积极干涉全球事务、打击恐怖势力，确保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；特朗普则主张收缩战线，撇开那些棘手的外国事务，集中精力建设国内家园。延伸到移民政策上，前者坚持开放，欢迎来自各国的移民；后者则要关闭通道，把不喜欢的移民拒之门外。

特朗普提出要在美墨边境修建长城
图片来源于网络

不过，根据历史可知，总统候选人在竞选阶段，为了吸引选民眼球、增加选民信心，一般都会夸大自己与对手纲领的区别。事实上，他们的主张真的要变成施政纲领，必须接受党内大佬、国会、社会舆论的层层过滤，最后剩下来的，必定是综合了各方意愿的“共同纲领”。

从特朗普的崛起来看，美国未来的内政外交肯定会有所变化。不变化，不足以向汹涌的民意交差。但是，真正决定这种变化的，不是希拉里或特朗普，而是他们背后的党意、财意和民意。

【专栏自序：近年来，随着中加经贸往来的迅速发展，国人对于加拿大的关注与日俱增。但是，加拿大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，其政治和经济情形到底如何，恐怕没有多少国人真正了解。即使有心移民加拿大的人，也未必能够掌握多少有关加拿大的信息。有人可能会说，加拿大差不多就是美国第51个州，根本没什么可说的。确实，加拿大在经济上高度依赖美国，与美国联系密切。但是，如果据此断定加、美“亲如一家”，就大错特错了。事实上，无论政治还是经济，加拿大与美国都存在很大差异，两者并非“一家”。我们如果想投资中加贸易，或者想赴加留学、投资移民，都有必要近距离观察加拿大，了解它的民族精神、政治走向、行业经济以及未来中加贸易的发展趋势。】